80后高校德语老师顾圆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“梦碎三部曲”：先是本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了；接着学生们开始用AI做作业了；到了今年，连这个专业也没了。
罗芸任教的建筑工程专业也正岌岌可危。十二年前高分考入土木工程的她，三年前逃离了房企进入高校，但最终，已置身校园象牙塔的她，还是没能躲过地产行业衰退的连锁反应。 日语/德语/意大利语，土木/建筑，会计/市场营销/公共事业管理……这些在21世纪初被高分考生竞相追逐的热门专业，如今正在从许多高校里消失。“我们开展了一场数量足够多、力度足够大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。”9月26日，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谈到，今年增设了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布点1673个，撤销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1670个，“调整力度应该说是空前的”。 时代的步履大踏步向前，一些老师甚至赶上了多次专业停招和撤销，堪称“濒危专业入殓师”。两度专业被撤后，郑晨立志做老师群体中的“万金油”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经历了三次专业被撤的马亮则感慨，“做老师许多年，归来仍是学生”。
如同裁撤专业求生的高校，老师们也不得不努力调试自己，去适应变化，适应“经济社会的发展”。以下是他们的故事。
期中考试临近，顾圆连加了好几晚的班，只为两件事：一，清点试卷，二，将试卷装进档案袋。如今她是行政岗，在学院负责考务，必须习惯这样“没有专业性”、“高中生都能做”的工作。
而就在几个月前，她的生活还并非如此：她是这所大学的德语教师，每周上12到14节课，每年发一篇学术论文，忙碌但安心。 今年六月，送走了这所高职院校的最后一批德语毕业生，她的专业被正式宣告撤销。顾圆和同事也面临分流。 去向之一是转至相近的学院和专业。好处是可以继续教书，问题在于要和原先的老师们“抢饭碗”，“僧多粥少”的局面下，被边缘化、被排挤的情形难以避免——“你是新来的，要去跟人家分一杯羹，各方面一定都会很难受的”。 事实也是如此。暑假里，一位被分去教商务英语课程的老师就找顾圆倾诉：焦虑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，大把大把掉头发。不久前再见面，同事脸上的惆怅之色更重。说起岌岌可危的年终绩效，再想到未来评职称的艰难，对方止不住叹气。 另一种去向便是像顾圆一样转做行政，压力相对小，但此前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多年付出大概率付之一炬。 顾圆目前是讲师8级，这是中级职称的最高等级，她已经在这个位置卡了几年，但离副高总差着一口气。去年职称评审时，她抱着“最后一搏”的心再次尝试，还是失败了。如今转了行政岗，她多半会被彻底钉死在这个职级，直至退休。想到未来二十年都将困在点试卷和排考场的枯燥日常中，她只觉得生活毫无奔头。
不幸的到来有着漫长的前奏。在她任教的这所职业院校，早在七八年前，德语专业将被裁撤的风声就时有传出。相较于就业率更高、更容易实现“产教融合”的工科，文科专业本就居于弱势，小语种更是处在“边缘中的边缘”。每年学校公布的就业率排名表上，德语基本都在倒数前三之列。 教学颓势发展到前两年，一次，顾圆在课堂上布置翻译作业，底下的学生们直接掏出手机，一扫，五秒钟后译文就出现在屏幕上。学生问她：现在技术已经这么发达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外语？她哑口无言。 德语专业被撤销后，悲伤的气氛在外语学院内部迅速扩散开来。仅剩的两个专业也在缩招：今年，英语从往年的五个班减至四个班，日语由原先的三个班砍到两个班。许多老师私下里揣测，学院恐怕很快将不复存在。 为了自救，语言类学校近年来纷纷上马“外语+”，借计算机/法学/经济学等相对强势的专业增加吸引力，还出现了和工科交叉的“西班牙语-采矿工程”“德语-木材科学与工程”等项目。顾圆的硕士导师、一位学科带头人曾慨叹，纯语言专业已经办不下去了，外语的时代彻底结束了。 不久前，顾圆回家看望父母。一家人坐在桌前，垂着头，为她之后的工作发展发愁。 父亲茫然低哑的声音在静默里响起：当年真不应该鼓励你读德语，你分数那么高，要是读个金融或法律，现在就不会这么苦了。父亲自责的语气听得她心痛。 在怅惘中，顾圆想起自己做高校德语老师的头几年： 那时候，她常常为“能把这么难的语言学好”而自豪，也为能将自己热爱的德语传授给年轻人而欣喜；见到亲戚好友，说起自己是大学老师，也会收获一片带着尊敬和羡慕的赞叹声。 现在呢？她感觉自己成了一个“在学校里不受待见”的边缘人，“上也上不去，跳也跳不出来。每天胆战心惊，如履薄冰，能过一天算一天”。
顾圆苦于职业身份的转换之时，广东一所专科院校建筑工程专业的老师罗芸，还在煎熬中等待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落下。
去年八月，同学院的建筑设计专业突然宣布停招，罗芸顿觉不妙，“下一个就是我们了”。不祥的预感在今年五月成为现实，院领导在学院教师大会上直言，“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建筑工程专业应该也会被裁”。丧钟正式响起。 从那刻起，生存焦虑降临头顶，罗芸的生活骤然改变。同专业的每位老师都忙成陀螺——参加教学竞赛，指导学生比赛，申报课题，争取校企合作的机会——希望多做出一些业绩，为之后的发展争取一线生机；老师们也开始“抱团”，聚餐的频率陡增，见面时彼此的神情中带着身处同一战壕的慨然之色；与此同时，所有人的心头都盘旋着同一个问题：专业到底什么时候被裁？ 这样的情形是十年前的罗芸不曾想到的。2012年，她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，身边高分考生环绕，每年还有许多学生从其他专业转来。后来她保研到一所土木名校，和身边同学畅想着之后在地产行业大展身手，那时中国的房市蓬勃，看不到丝毫阴霾埋伏在前方。 罗芸不懂，怎么突然一下子，各种糟心的事都冒出来了？ 2019年时，她还在一家房企工作，当年的年终奖迟迟未发。她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，但只以为是公司内部的经营问题，没想到行业的翻覆近在咫尺。 2021年，因为厌倦了职场996和领导的PUA，她从房企离职，以合同制的形式入职了现在这所专科院校。当年，恒大暴雷。“房子卖不动了”和房企降薪裁员的消息开始在之前的同事们口中频频出现。 罗芸还在为提前转行庆幸时，地产行业的衰落很快也传导到了高校的土木类专业：老师们的工资变少了，吐槽变多了，辞职的人也变多了。到了今年，情形愈演愈烈。五月，她得知专业不日将被撤销；六月，最新一届的招生计划公布，比往年少了一个班。 隔壁建筑设计专业的老师比她先一步被“判了死刑”，他们的现状让她恐慌。她听说，一位老师被分流后遭受了明显的冷遇：转专业一年有余，至今没有被拉进新专业的微信群；落到她头上的，大多是原专业老师不想干的杂活儿、累活儿，但有时甚至不给她署名；教研室开会也经常忘记通知她，有人问要不要叫上新来的老师，专业带头人的话音冷酷干脆，“不用，她又不是我们专业的”。
若问为什么不辞职？因为“新的工作更难找”——高校教职的门槛和竞争已经今时不同往日。上半年，罗芸一个在985学校读博的朋友临近毕业，海投的求职邮件几乎都石沉大海，其中不乏本是作为保底的专科和高职院校。一番波折后终于入职了一所普通一本院校，朋友哭丧着脸哀叹，马上又要爬“非升即走”这座天梯。 危机四伏，罗芸陡然意识到了过去的“天真”。曾经有带编的辅导员岗位摆在她的面前，但要求坐班，那时的她放弃了编制，选择了自由。现在，她十分羡慕教研室里几位有编制的老教师，对他们而言，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坐等退休。而她，躺不平，因为不能让“简历一片空白”，但也卷不起来，“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裁了”。 经此一役，罗芸学到了重要一课：“编制是真香”。
谈到专业被裁撤，也有老师表现出了从容坦然的姿态。无他，惟手熟尔——今年41岁的马亮，亲历过3次专业被裁，人送外号“濒危专业入殓师”。
他踩过的坑不少。先后待过电子信息、室内设计、城市轨道交通几个专业，每次干不满五年，专业停招的通知就落到头上。在民办院校，专业的生存与否和就业情况直接挂钩，毕业生找工作难、工资低、离职率高，都可能导致一个专业的终结。不过他也是幸运的，因为教的是信息技术类的基础课，尽管浪潮更迭，但总能在不同的浪头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。 在西南省份一所一本院校任教的郑晨也见证过两个“濒危”专业——教育技术学和产品设计的消亡。据中国教育在线统计，2018到2022年度，分别有51所和66所高校裁撤了这两个专业，在所有被裁撤专业中位列第六和第四。 在不同专业甚至学科之间辗转腾挪，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。 马亮时常感慨，做老师许多年，归来仍是学生。为了适应新专业的授课需求，每次学院组织培训和进修，他总是第一个报名；本科学历的他，在工作之后反而修了三个第二学历；他的手机和电脑被各种网课APP占据，很多个没课的晚上都是在“B站大学”度过。 人到中年，背着房贷，每天要照顾家里老人，养育尚在读小学的孩子，还得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埋首学习，有时马亮也觉得心累和不甘。尤其是寒暑假时，他在朋友圈刷到其他老师和家人在全国各地游玩的照片，再反观自己，只能窝在家里刷网课。不过，这样的情绪稍纵即逝，“毕竟，生活还是要继续”。
经历过两次专业被砍之后，郑晨的心态已经被“磨”得相当平和，“开始大家觉得不满，后来逐渐也习惯了，到了疫情以后，大家觉得还能有一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”。现在，他立志做老师中的“万金油”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 大幅裁撤专业的同时，高校也增设了大量新专业，以新工科为主，“智能/智慧+传统工科”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模式。五年前，马亮分流至新能源和人工智能专业；四年前，郑晨转入智慧城市专业任教——都是时下的“潮流”专业。
两位“入殓师”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暂时。
大刀阔斧的高校专业调整还将持续下去。去年二月，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《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》，提出到2025年，优化调整高校20％左右学科专业布点，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，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。 何谓“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”？教龄十余年、经历过两次专业被裁的郑晨有切身的观察。 2010年，他第一次走上教育技术专业的讲台，教的是Flash动画制作、PS、视频剪辑，学生学得认真，毕业后很多人做了信息技术老师，还能指导其他专业的任课老师做课件、录网课。五年后，他教同样的课程，但台下已经没什么同学听了，有人直言，“这些我初中就自学过了”。 在郑晨看来，教育技术在越来越多的学校里退场，本质上是因为这个以培养计算机辅助教学人才为目标的专业“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”——“现在的年轻人谁不是玩电脑长大的，谁不会做个PPT、剪个短视频？” 如今，这个领域更是发展到AI为王，随着图像视频生成软件Midjourney和Sora陆续横空出世，业界开始讨论：AI什么时候会取代人类？
“不是教育技术不重要，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。”上海杉达学院教育学院院长范剑华对上观新闻表示，随着教育教学进入数字时代，过去的教育技术有些已经过时，有些成为了教师的基本功，原本的教育技术专业自然也面临着转型或淘汰。 实际上，教学上的“过时”在高校各专业里普遍存在：培养方案几年一调整，纸质教材需经编辑、审核、印刷等一系列流程，更新周期更长，而技术和市场需求已经在这个时间段里快速迭代和发展。以郑晨教过三年后被裁撤的产品设计专业为例，学生在学校里要花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苦练手绘基本功，而到了工作中，他们只需要画个草图丢进电脑——有了AI以后，文生图的时间缩短到以秒计算。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大光在《新一轮专业调整的时代价值》一文中提到，当今社会正在进入一个“加速时代”，但高校的专业调整却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。这种“时滞”，是目前高校裁撤专业的重要动力。 此外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郭卉告诉凤凰网，专业调整其实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复杂问题。 今年7月，四川大学宣布一次性裁撤包括城乡规划、广播电视学、电子商务在内的共31个专业，同时预备案了智能建造、智能信息工程等新专业。除了就业结果和社会需求，郭卉认为，招生，即前端的生源市场竞争，是四川大学等985院校进行专业调整时的主要考虑。 她还提到一个案例：一所985大学的机械专业实力强劲，师资和科研水平都是国内领先，但因为传统工科在近年来的遇冷，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常年偏低。无奈之下，院系在机械专业名后加了个括号——智能制造，当年专业在省内的录取位次提升300名。 “学生和家长都是‘用脚投票’。”郭卉认为。